達賴喇嘛一席「我是印度之子」的言論，不過是發自內心的感沛之言。原本是人之常態，甚至夾雜著幾許哀怨和復雜的坎坷情境，許多人卻不能從正面理解和體悟，而是順著政治操弄者的推敲來「吹皺一池清水」。這難道是所謂人性物化的結果嗎？
西藏人的傳統文化觀念一向受到佛教思想的影響，從倫理道德上講，佛教徒講求知恩與報恩。現實生活中人們除了對自己父母外，也會對其他長輩稱作「爸啦（爸爸）」或「媽啦（媽媽）」，亦就是認為每個人在無數次的輪回轉世中都有機率當過自己的父母，人們應該隨時隨地發感恩之心、盡孝道之責。
達賴喇嘛從22歲就開始流亡，如今已是74歲高齡的耆耆老者，人生的大半個時光都在印度度過，是印度的水土滋養了他和幾代流亡藏人。面對這種復雜的人生閱歷與成長，難道能夠讓他們從情感上回避對印度這個國家和人民的認同與依戀嗎？這種感情的培育和升起，就像母子或父子之間那樣，需要長久的生活融會才能產生，才會具有「印度之子」這種知恩與報恩的情感境界。這不僅是達賴喇嘛的表白，其實也是這裡生活的流亡藏人無法釋懷的心結。
筆者曾在這裡生活過一段時期，如今遷居到了國外一個算是富足的地區，但我每年都會將一半的時間放在印度…我不得不承認——我是個「印度之子」。還有一位曾在家鄉坐過牢的政治犯，他數度出訪、學術有成、名聲在外，可生活再苦也不肯離開印度。他在演講中說：「我在這裡做過手術、輸過血，我的血管裡正流淌著印度人的血…我可以驕傲地說，我是印度之子。」
這種純真的情感是安守著鄉土的人們不易體會到的，是因為人們的生活局限所致，原本無可厚非，但如果用一種功利的政治眼界來詮釋，那真是人性的悲哀。帶來的這種褻瀆，難道不是對那些落難流亡眾生的傷害嗎？
歷史上流亡在外的許多人都說過達賴喇嘛的這種話，只是換了不同的國家，這是他們的背景和遭遇所導致的。最令人感懷的是音樂家肖邦的經歷，他的出生地和祖籍的來源都是法國，卻因為他的特定時期在波蘭度過，以致於他流亡轉輾後都無法釋懷對波蘭的情感，他就稱自己是「波蘭之子」，他死后的心臟也帶到了波蘭。
還有一種人將與自己淵源很深的地方稱作「第二故鄉」，其實「故鄉」從情感的意涵上也意味著父母的角色，一個人與故鄉的關係其實就是「之子」。那麼將異地他鄉稱作第二故鄉的人，其實也認可了這種「之子」的關係，難道是嫡親的故鄉才能成為其「之子」，而第二故鄉就不能認同為其「之子」嗎？
元朝時期意大利的馬可波羅、日本遣唐使中阿倍仲麻呂（中文名晁衡），以致現代的美國作家斯諾夫婦、加拿大的醫生白求恩…他們都把中國稱作「第二故鄉」或把自己稱作「中國之子」，甚至現今東非肯亞的拉木群島黑人，也認為自己是明朝鄭和艦隊沉船的餘生者留下的後裔，認為自己是「中國之子」。這令中國民眾感到自豪和雀躍，那又為什麼容不得這種人之常情的事發生在流亡藏人的身上呢？
達賴喇嘛若能在這種事情上賣國、割地…那的確把他神化了，他手上無一兵一彈，也掌握不了西藏本土哪怕是一根草的資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是中國自古以來的傳統美德，不要讓那種別出心裁者將其踐踏、也不要讓那種溫情的人性被物化。人們要捫著良心設身處地著想，實在不應該在這件事情上難為這位老者了。
2010年3月
周加才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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