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三年前我和海蒂在印度拉賈斯坦邦的普希卡跨新年，每人花了一百五十盧比的門票想買個熱鬧，結果是守著空蕩蕩的大廳和兩個拼命敲打著塔布拉鼓和多呵鼓的樂師，普希卡平日熙熙攘攘的外國遊客好像瞬間都被蒸發了…。似乎不甘願被這個世界所拋棄，我們毅然撇下了滿眼失望的老板和故弄暄騰的樂師，去白日裡曾是人潮匯集的聖湖邊找那種跨年的氣氛，結果越夜越寂靜，連隻四腳爬行的動物都不出現，更別提兩條腿的人了。總之，新年留下的印象就是凄冷的湖邊、一堆篝火、幾個流浪漢…。
已闊別達仁薩拉幾年了，擔心倆人廝守的世界裡會重演這齣「寒」劇，所以在這個藏歷年裡特備了幾套節日的版本。簡單說，逢年過節就是人們找樂子的機會，而在這裡，私底下每套節日的版本完全與喝酒主打戲分不開，但是，除了喝下肚的量數多寡外，在實質內涵上似乎沒有什麼大的差別。不曾想到，在這尋常之中卻有一個大的發現，也由此讓嘻哈的節慶還帶有那麼點言歸正傳的味道。
酒桌上的莽漢竟然談到了教育
除夕的夜晚被邀請到議員格桑堅贊家，對我們這些新到的流亡藏人來說，他那兒難得有種濃厚的家庭氣氛，這主要歸功於他的「生產報國」思想，讓他在不到十年的時間裡增添了三個子女，算得上是在印度生根結蒂的新移民了。
房間中央擺著一張方桌，除了一大盆誘人的手抓羊肉外，其它兩三樣炒菜讓人根本無視了它們的存在。在我們眼裡，飯桌上再沒有比酒和肉更具有誘惑力的美食了，尤其隨著物價的飛漲，酒肉這兩樣東西就更加增添了令人垂涎的程度。
三個孩子在屋子一端的床沿圍著媽媽嬉戲玩耍，這邊桌上杯盞酬酢、大快朵頤。今天還有兩位來客，就是索南多嘉父子，這更加增添了室內和桌面上的熱鬧氣氛。海蒂除了對這盆手抓羊肉不失時機地做著進一步嘗試外，也流露出一臉的茫然：「平日裡這幾個人還堆出一副斯斯文文的模樣，怎麼一到這種場合就操刀剔骨、殺氣騰騰。大塊吃肉、大口喝酒，看起來倒像是一伙山賊嘛！」
格桑堅贊和我都是身材瘦長瘦長的，而比起略顯壯碩的索南多嘉父子倆，我們倒有點像深海裡兩條活躍的帶魚，食量和談吐量也是優勝一籌。我發現索南多嘉這個二十來歲的兒子表現的非常安靜，除了恭敬地謙讓和微笑外，幾乎不說什麼話。這種醒目的反差，觸動了我對這裡出生藏人與新來藏人之間差異的好奇，而由這種好奇又引發了一段感慨——感慨西藏與印度之間教育環境和背景的差異，結果就這樣漸入佳境，竟然將酒桌上的戲謔閑談和教育這門正經八百的事搭上了關係。
這個略顯靦腆的小伙子倒是坦率地表達了對新人的看法，他覺得最大的差別就在於藏地的教育普及率太低，來到這裡的新人大部分都是文盲，因為缺乏規范的現代文化教育，所以在行為和觀念上與印度法律和文化有著明顯的衝突，甚至與印度出生的藏人之間也有著觀念上的落差和分歧。
「不過新人之中也不乏品學兼備的人才，尤其在這裡的藏文程度上算是執牛耳者。」做父親的插進了這句話，似乎要折中一下兒子的坦言。
格桑堅贊不失時機地透露了索南多嘉將要赴任慕蘇瑞學校校長的工作，這才讓我對教育這檔事關心了起來，沒有別的，是因為索南多嘉要從現任的經濟部秘書長職務變換到教育的跑道上，這似乎有點風馬牛不相及。
「我要做的就是把你們漂白」
不曾想到，索南多嘉曾是蘇嘉學校的創建者。提起蘇嘉學校，那可是流亡學校中的翹楚，發展至今已有超過千人的學生、佔地十六公頃的面積。而最初白手起家的辦學，卻讓人能著實感受一番原始教育的純淨。
那還是在1986年菩提迦耶的法會上，從家鄉趕來的五十多名青少年希望留下來接受教育，達賴喇嘛為此特別授意流亡政府辦一所這樣的學校，索南多嘉就是在這種時機下變成了他們的爸爸。
「對學生要有愛，像爸爸一樣對待他們，這才能夠得到期望的回饋。」索南多嘉不會給你講那些教育的大道理，他只是想著與孩子們共時艱、同進退，從心靈上發掘他們求知的動能。
學校選址在比瑞，距達仁薩拉約五十公里。這裡的藏人社區裡有許多倒閉和停業的工場、作坊，這些廢棄的房舍就成了他們學習和棲身之處。隨後索南多嘉以二十萬盧比的經費置地建構，完成了目前這所現代學校的基本框架。這所學校是他和學生們親手打造的，在土法施工中他成了設計師和工程師，而學生們挑沙運磚、挖掘壘砌，變成了合格的建筑工人…。他談到這段經歷時，還是流露出那種創業時期的自豪感。
當初學生的成分很復雜，年齡從十六到三十歲，文化程度從文盲到中學，生活背景有城市也有農牧區，社會背景有單純的也有帶污點的…，更有甚者，家鄉來的學生們一向喜歡用拳頭來解決問題。將這種復雜的因素攤開在流亡政府的面前，也造成其他人對擔綱此項任務望而卻步。
索南多嘉對學生這樣講：「我不管你們在家鄉是好是壞，是聰明還是愚笨…，你們都是我的孩子，我要做的就是把你們漂白。」
他認為西藏人的道德傳統並不是爭強好鬥，這種不良習氣的形成是因為周邊民族在生存和地域衝突下給藏人帶來的影響。他要把這些孩子們個個變得溫良謙恭，道德培養才是學校最重要的任務。
一個老師帶五個學生的學校
這種漂白的過程是曲折的，當初甚至配給了佔學生人數20%的教師比率，也就是說五個學生就有一名教師，這不僅是對學生教育程度的差異而做出因材施教，也是為了規范每個學生道德紀律等生活準則而擔負起爸爸或媽媽的責任。
最初這五十多名來自西藏三區的學生，放在一起之後簡直像是把水放在了油鍋裡那樣炸開了，尤其是康區和安多學生之間，更是在打架鬥毆方面樂此不疲。所以最初兩個月的時間裡根本就無法開課，必須進行前期的磨合，才能過家庭的生活。那麼這種漂白的工作，其實就是從生活和為人處世開始的。
「這些孩子其實都很聰明，而且也吃苦耐勞，只要你把他們當成自己的孩子那樣對待，點撥的恰當、適宜，他們的配合度就會很高…」索南多嘉談起這種經驗的時候，我確實能感受到他的這份熱忱和真切的愛心。
在他的眼裡，學生總是尊重師長、聽從管教的，絕不會因為極個別的現象而氣餒、而動搖信心，所以他認為對學生心存的這份寬待和慈愛，有利於架起師生之間信任與互動的平臺。
兩年後索南多嘉轉赴其他工作崗位，而這些學生也由最初的五十多名增加了兩倍，他一向所信賴的這些學生裡，之後有在流亡政府工作的，也有出國留學的…而如果把他們的資質放在家鄉的話，所得到的這一切改變就好像是白日做夢。
索南多嘉就是慕蘇瑞學校的首批學生
索南多嘉由經濟部秘書長的職務轉換到學校教育，這看似不甚恰當的調動其實對他是最合適不過了。
他新赴任的慕蘇瑞學校位在北印度烏塔然查邦的德拉頓，這也是達賴喇嘛流亡時最初落腳的地方。無獨有偶的是，慕蘇瑞學校也是在達賴喇嘛的授意和關注下開辦的第一所藏人學校。這種特殊的歷史源流，讓達賴喇嘛始終鐘情於學校和教育，即使尊者自稱「半退休狀態」，但還是戀棧在這個看似並不起眼的慕蘇瑞學校董事長的職位上。
這是達賴喇嘛在世界上唯一擔任董事長的學校，所以索南多嘉的這份職務是達賴喇嘛親自任命的。這就像是拿著尚方寶劍銜命而來，對他來講，除了榮耀，更大的壓力就是這份使命感吧！
我已經到了德拉頓，而跟他原說好的會面時間竟然要拖到一星期以後。因為他實在不敢在初任的關鍵時刻分散時間和精力，更何況連家俱還堆置在門外，自己的居所都沒整理出一個輪廓…。但我知道索南多嘉的那種寬容，絕對能給你留下一個商討的空間，所以他最後就按照我的意見將約見排在了第二天下班後的居所。
我稱他的家為居所，那是因為這裡除了他和兒子以外，另一半的家庭成員都遠居在美國，這裡沒有那種家的氛圍。
我們在他庭院的涼亭裡喝茶小憩了一會兒便見他回來，我覺得不像是在除夕夜晚見到他的那般光景，此刻的他倒有點像是日落西山從田裡收工回來的農夫那樣，一身的塵埃和疲憊（那種塵埃就是觀感中灰濛濛的精神狀態）。人若上緊發條的光景大概就是這般模樣。
從談話中我才知道，索南多嘉就是慕蘇瑞學校開辦時的首批學生，那是在1960年，他只有六歲。天吶，在我面前的這位校長就是與流亡歲月一同成長的，也是流亡西藏培養出的第一代大學生。他的這種背景，以及他又回鍋到母校的這種安排，真好像充滿著傳奇的色彩。
他想為學生找出學習的動力
我很想知道他在想什麼，他想有番怎樣的作為？看起來他有點抑鬱，好像在腦子裡始終搜尋著什麼。
「我就想找到那個Power（動力）。」他還是表現出一副百思不得其解的模樣。
從他的談話中我似乎能撲捉到他這種靈感的脈絡。
他在慕蘇瑞上學的時候，沒有筆紙，學生們都在沙盤上用竹簽來寫字。那時條件再苦都絲毫動搖不了他們的學習熱忱和意志，因為父母親常常提醒他們：「我們是從自己家園裡逃難出來的，只有靠學習才能撫慰這份屈辱和苦難。」
那時他們在學習方面可以說是一天當作兩天來用，下足了苦功。而在他創建和擔任蘇嘉學校校長時，他和學生也是以這種話來自勉。他看到學生們在熄燈管制後仍然在路燈下學習，每天的起床時間會比規定的四點半要早起一個小時…。說來說去，那時是因為每一個學生都找到了動力，有一種方向感，都是三步並作兩步追趕失去的一切。
一個沒有上過學的牧區青年，能在這裡用三年的時間完成八年的課程，能夠在三年後回到家鄉與內地的大學生比肩，擔負同樣的英語教職。這不是什麼奇跡，這僅僅是因為心中找到了那種方向的動力。
索南多嘉告訴我：「現在學校的設施好了，學生的生活條件也好了，更多從家鄉來的新人幾乎是呼風喚雨，要什麼有什麼。可學業成績卻不升反降，這和以前的境況反而是大相徑庭。」
他在考慮這種動力失焦的原因，或許這也是他受任此職的一項任務，希望讓學生找回學習的激情和熱忱，讓學業成績止跌回升。
他認為，時代不同了，爬雪山和死裡逃生的那段經歷或許現在可以用護照過境的輕松方式取代，以往的那種動力或許已不能廣泛地激起學生的熱情。所以他現在思考的就是要尋找到一個新的動力。
我沒有能力給他提出什麼建議，但我知道教育方面的止跌回升不是靠下猛藥就能解決的，尋找動力就是一種成熟和細密的佈局。就像愛因斯坦所說的：「給我一個立足點我就能把地球搬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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