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春芽在台灣發表了三部西藏題材的小說：《西藏流浪記》、《西藏紅羊皮書》、《祖母阿依瑪第七伏藏書》。這次他和詩人高小濤一同從大陸來台，由聯合文學安排，從九月開始駐台兩月。他倆是同鄉，皈依同一個西藏喇嘛上師，也都有著曾在西藏工作的經歷。
我和高小濤。他在台灣走街上，總被人當成是日本人或韓國人。路人回頭指數挺高，有一次我們去北海岸楊豆子咖啡館，一位美媚讓他幫忙按快門拍照，完後猛向他拋眼，走時還不斷向他招手...甜的他偷笑不止。
我和柴春芽。他是個很健談、風趣、幽默的人，講起故事來還扮演多面角色，富有表演天賦。小濤比較起他來就顯得靦腆、少語。
我與阿扁在獄中。他倆人都背一台專業相機。而柴春芽目前是北京一家雜誌社的攝影記者，所以就擺出專業的模樣替我拍幾張職業照，我覺得這張照好淒苦哦，就起個名“我與阿扁在獄中”。還有一張照片很怪誕，就起個名“我蹲著大便”。
倆人居住在北京，老家卻都在甘肅，這在中國大陸圈子裡就屬於那種能把胸部拍的劈啪作響，自稱西北狼的漢子了。西北狼與東北虎（東北漢子），是大陸兩支最兇猛的野獸隊列。鑑於此，你若與這兩位混熟後，他們那斯文相下的野性就展露無遺，這讓我與他們相處起來就感到相當爽快。
倆人因接待方所安排的行程錯落，所以只能各自分頭在台灣遊覽一些地方，得到的斬獲也不同風味。小濤說去花蓮租了輛摩托車，租車事體茲小，可有女生卻主動要搭他的車，惹的我們打破砂鍋也要追問出個結果...那斷了的線索就被我們東一句西一句續成了一段“一別幽夢，來年重續”。“你在外面騙妹妹，我回去可要告訴你老婆哦...”春芽這樣說，我便接著：“在家裡你不過隔三差五喝喝花酒、摸摸小手，出了家門卻要隔海包二奶，成熟長大了啊你...”我看小濤那臉都紅了，一個勁辯解：“沒有，沒有的事！”春芽玩的更大，說有五六個妹妹帶他去北投泡溫泉，其實那只是個女士捂的夠嚴，只差穿條絲襪、打條領結的公共露天溫泉罷了，卻被我們抹黑成有五個妹妹環伺裸浴的超級畫面，直批他腐敗、墮落、忘了黨的教育...他也夠老江湖，只望著你嘿嘿地笑，看你還能說些什麼？
那大陸官員張銘清在南台灣被人踢了屁股，我問他們這樣在外頭跑有沒有被踢屁股，說沒有，不僅如此，有老人家聽他們說從大陸來，還拿錢要塞給他們...總之他們感覺到這裡的人跟天氣一樣暖暖噢。
有一天，我車載他們到陽明山的“屋頂上”小坐。春芽講了個故事（這故事在他的那本“西藏流浪記”上也有講過），說有個漢族司機開輛卡車在新疆塔什的荒野上跑，那前方的路邊就站著一男一女兩個維吾爾族青年招手搭車。那女的好美哦，才十六出頭的樣子。司機想：“助人方便，何樂不為！”就停下了車，只等他們上來。那維族小伙講：“司機大哥，別急著走，先下來抽只煙，你好辛苦喔！”這司機大哥就很隨和地下車，接過小伙子卷好的一支漠河煙。煙抽過了，要走吧，可這維族小伙卻從腰裡抽出一把刀子逼住司機：“把褲子脫掉！”
“脫褲子幹嘛？”
“自己吃自己！”
在這把刀子的威逼下，司機大哥只好當著維族小伙子的面自己吃了自己（手淫——抱歉很不雅）。
“實在對不起，辛苦司機大哥了...”維族小伙子一改兇相，收起刀子，又笑瞇瞇地掏出漠河菸絲卷了隻煙遞給司機，司機不敢不接，不敢不抽。抽了煙，休息夠了，該走了吧？可維族小伙子又一反常態，重又拿出刀子逼向司機。
“司機大哥，把褲子脫掉！”
.......
故伎重演，司機大哥又一次脫了褲子，打了手槍，接了隻煙卷，休息了一會兒......
“司機大哥，把褲子脫掉！”
........
算來算去，該有七八次了。這樣，維族小伙子總算舒口氣，十分歉意地對司機講：“司機大哥，這下我總算放心了。這是我的妹妹，我現在可以放心把她一個人交給你，請把她帶到前面的庫什去...”
這招夠狠、夠徹底。想想，如果這個維族小伙帶他妹妹來台灣，那對出租司機來講，是不是個嚴格的考驗？
我讓他們猜猜看，黑人為什麼不吃巧克力？他倆猜不出來，我說怕咬到手。這樣就引起了春芽的感慨，他說有次在北京搭飛機，排隊時只感到腦勺後像烏雲一般壓迫，甚至連氣都喘不過來，回頭一看，原來是個黑人站在身後。
我們笑過後，直說自己嘴賤，這分明是搞種族歧視嘛！不過我們也由此產生聯想，覺得國際間的合作應該發揮膚色的特質。比如說特種部隊為了野戰或夜戰，非得把好好的人抹的烏漆麻黑，以便隱蔽。派隊黑人去執行任務不就得了？這時小濤質疑：“那如果是去雪地執行任務呢？”回答他的是：派隊白人去不就得了！另外，我們也對那些明明膚色或白或黃的人還要自稱為黑社會而感到不解，黑社會就是黑人的社會嘛，幹嘛還要讓我們這種人來湊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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