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賴喇嘛自傳(連載2)

二章:探求證悟

我從六歲起,就開始全面接受西藏傳統教育。在此,我必須闡明西藏傳統教育的方式及目的。儘管我們的教育制度歷史久遠,但從維持藏民族道德發達及智慧開發方面,至今仍被認為卓有成效。以現代標準衡量,西藏的教育體系,存在著忽略現代科學的瑕疵。造成這種現狀的主要原因,在於西藏長久以來,始終處在與外界隔絕的狀態。

西藏教育制度的方式和目的,是以廣泛的知識來開拓心靈、培養情操。世俗教育的完整課程中,包含了戲劇、舞蹈、音樂、占星、韻律、修辭,這些通稱為「小五明」。當然,這並非僅為世俗學生所開設;同樣也適宜於接受宗教教育的學生,不過,他們大多是選修占星與修辭兩門學科。

高等教育課程則包括醫術、梵文、辯證、手工藝術、形而上學和宗教哲學,這在西藏被稱作醫方明、聲明、因明、工巧明、內明的「五明」學。這些被稱作「五明」的學科中,宗教哲學是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課程。內明與因明結合,又引申出五門學科,這在梵文中稱作:「般若波羅蜜多」(現觀莊嚴論,重在智慧的發掘)、「摩陀耶彌迦」(入中論,避免極端的中庸之道);「毘奈耶」(律經,寺院生活戒律的法典);「阿毘達摩」(俱舍論,有關物質存在與認識的理論);「頗羅曼那」(釋量論,理則與辯證的論比)。這就是佛學的「五部大論」。嚴格地說,「頗羅曼那」並非其中的分科或是經書,而是包含在五部大論內、著重於發展思維及邏輯的學科。當然,大乘佛教的密乘部分則不在大小五明的顯教學科中,而是專項分立、自成體系的。

西藏僧人所接受的宗教教育,是有著深奧的學問。必須付出相當的努力和持恆的意志,才能對經論作出正確的理解。

西藏傳統教育制度,亦採用了許多教學方式來發展、開拓學生的理性思維能力。孩子們學習的起步,在於模仿老師讀寫,這當然是一個人終身受用的恰當方式。而以專注背誦經文的方式,是可以強化訓練記憶力。而舉世通用的講解方式,亦為西藏教育體系所採用。但許多學院更傾向於問答、辯論等方式進行教學。特別是學術的研習及禪定的修為,則是訓練心智的法門。

 

對於學習、唸書一事,我與多數孩童一樣,本能地流露出厭惡、抗拒的心理。因為我討厭受書本束縛,而且認為與老師一同讀書,實在沒有趣味。不過,我的學習成績倒也頗得師長們滿意。當我習慣於嚴格的教學方式後,他們常發現我有驚人的進步。

        藏文共有四種不同的字體。最初兩年,我隨我的正、副經師學習印刷體「烏虔」的讀寫;每日背誦一行經文,再讀一個半小時的經。八歲時,我開始學習藏文手寫體「烏米」,教師為我的老夥伴昆拉丹增。他是尋訪團的一員,陪我從多康來到拉薩。昆拉丹增不僅是位有個性的僧官,也有著教育孩子的天賦。他採用西藏的傳統教學方式,在布滿粉筆灰的小木板上寫字體,再讓我用墨水印寫一便。剛開始,我總是將字寫得斗大,漸漸進步後,字便寫得小了一些。其後,我以八個月的時間在板上練習,臨摹他寫在木板上的字。在掌握了書寫體的正確寫法後,昆拉丹增才開始讓我在紙上書寫。語法及拼寫課程,則由我的副經師却堅仁波切教導。我總共花了五年的時間學習西藏語文,而這只是每日早晚學經時段外的附加課程。讀、寫和語法學習,僅為完成宗教訓練及教育的輔助工具。

十二歲起,我進入了因明辯論的學習階段,但卻產生了比六年前更為強烈的抗拒心理。然而不久後,這些困難消失了,學習成為我最大的享受。我開始學習和背誦高等課程的專著,而且參與相關討論,有時與最博學的學者們辯論。我從《般若經》入手。有關這部經註疏就有三十多卷。各佛學院自行選定教材。我除了學習基本理論之外,還選學了其中兩本註疏:一部是印度班智達獅子賢大師所著;另一部厚達302頁,為第五世達賴喇嘛所著。我必須每日背誦三分之一頁的經文,閱讀和理解更多的內容。與此同時,我開始進行因明辯術的訓練。協助我完成這門學業的,是從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等七所佛學院遴選出七位淵博學者。

火豬年(1947)八月,我剛滿十三歲,正式被允許進入哲蚌寺及色拉寺,參與兩大寺所屬的五所佛學院的集體辯論會。這是我首次參與《般若經》的公開辯論。對手均是博學多聞的堪布,他們個個都是辯論好手。我除了感到靦腆、興奮外,還有些提心吊膽。參加集會的還有上百位學者型的僧官及上千名喇嘛。辯論會結束後,那些學富五車的喇嘛們,對我的表現感到滿意。

我不會讓其他宗教信仰的讀者,與我一同學習佛教思想。與其說佛教是感性的宗教,不如說它更具有理性。佛學包含的數以千計的經典,我僅學習到了其中的幾百種。我年滿十三歲,便開始研讀俱舍論與釋量論。一接觸它們,就如同腦袋被石頭擊中一般,令我暈頭轉向。然而,這種狀況僅維持了幾天,就變得容易了許多。一位印度預言家曾說:「世上無難事,只要習為常」。這對我來講,確實如此。在我的求學歷程中,不斷納入了一門又一門的科目;漸漸地,必修課程上的疑難也就愈來愈少了。隨著我興趣的增長,必修科目已無法滿足我的求知欲。我醉心於閱讀書籍中的艱深章節,並從經師處學習超越我這種年齡所接觸的知識。

智力的增長與靈性的發展關係密切。在我求學和接受宗教訓練的每一個階段,身心都要進行淨化,以備接受更高深的教義。八歲時,我首次接受灌頂。至今,還能生動地記起它給我帶來的安詳與快樂。在以後的每個典禮上,我都能感觸到與之關聯的靈性經歷。這使我的宗教信念和信仰愈發深沈,也使我對正信的修持益發堅定。

當我年近十五歲時,已經進入並習慣於這種心歷,不禁油然生起對佛陀的感恩之情。我衷心地感激所有老師、還有將無尚的宗教信仰傳播給西藏的印度人,以及譯經並保藏典籍的藏族學者。我愈來愈少念及自身,而是更加思慮他人,我的慈悲意識由此覺醒。

這就是智識、記憶、自信、辯論技巧增強後的靈性昇華。            

由於政治及其他因素,使我無法像其他博學大師那樣專注於學術、獻身於宗教知識與靈性的徹悟。但在這十三年的時間裡,我是以認真、嚴肅的心態求學。二十四歲時,在三所佛教大學中進行了初步考試。

考試以集會辯論的形式進行,程序規則簡單而莊重。每位考生面臨的許多對手,都選擇出必要的題目和富於爭議的觀點來擊敗他們。激辯的雙方,均徵引佛陀《經藏》及印藏學者的典著,以駁倒對方的論據。初試時,我必須與五部大論中十五位學者(每部三位)抗衡,並得在兩位碩儒堪布面前,發起關於五明的辯論。在辯論中,要採用正式、強烈的手式以加強自身觀點。因此,集會辯論看來如同一場智識的戰鬥,而事實上也確實如此。

一年後我參加終試,這是在拉薩祈禱節期間舉行的。每年這個時候,均有上萬名僧人進城參與節慶活動。考試分場進行,早晨由十三位學者在集會辯論中測驗釋量論;下午由十五位學者與我辯論入中論及「般若經」;晚間則由三十五位學者測試律經及俱舍論。每場會試都有數百位博學喇嘛在座,他們身著紅黃相間的法袍。我的經師也在其中,為我焦慮不已。此外,還有數千名僧人在我們周圍席地而坐,迫不及待而又十分挑剔地旁聽著。我感到有些吃力,因為我必須十分專注、迅速地回答所有問題。回想起來,歷時數小時的集會辯論,似乎轉瞬間便結束了。在經歷多年的辛勤學習後,對於能夠參加終試,並且獲得格西學位,我感到相當欣慰和自豪。但我明白,除非在靈性上登峰造極,否則是學無止境的。

 

每當我感到悲哀或情緒低落時,宗教訓練總能為我帶來心靈的安樂與平靜。遵循宗教學習和實踐訓練的人,會以耐心及自制力,來面對人生中的考驗與挫折;而沒有遵循教理的人,則會在他們面臨的災難中崩潰消沉,甚至殆害於他人。不論何種宗教信仰,其理解與實踐的目的,均是為了給心靈帶來祥和、給外部世界帶來和平。倘若不去調服心性,那麼,就不會有平和的心境;個人喪失了這種修為,也就不可能帶給別人祥和,那麼人與人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就不會有和平的存在。

我必須對我們的信仰及達賴喇嘛的涵義作番概述。因為,當我們的困境到來之時,這些信念對我和西藏人民所起到的作用,意義深刻。

西藏人相信,所有種類的生物(包括人及動物),均有著死後再生的輪迴循例。現世的痛苦及歡樂,儘管在現實的努力下會有所改變,但綜歸來說均由他們前世的善惡行為所決定。這就是眾所週知的業力法則。眾生在六道中輪迴升降,最後通過修為獲得的福德與開悟,達到涅槃(即脫離輪迴)的境界。涅槃境界中也有不同等級的覺悟,最高等級為無上正等正覺,亦即成佛。

輪迴的信仰是博愛的根源。因為一切眾生,均可能曾是我們親愛的父母、子女、手足及朋友,而我們宗教信仰所推崇的美德,包括寬容、忍耐、樂施、仁愛與慈悲,均是由博愛思想衍生而來的。

「化身」就是成就了涅槃的各種境界,包括菩薩、阿羅漢,甚至最高果位的諸佛。他們轉世再生,以幫助其他眾生到達涅槃的境界。而菩薩及阿羅漢就能通過這種善行成佛。諸佛轉世的目的,是為了利益眾生。但轉世並非透過積極的意志,而是通過利益眾生的本願。他們在適當的條件下轉世投胎,但並非就此離開了涅槃的境界。就如同月影映現於湖海,而實際上月亮是懸掛在高空,這種投影是可以同時映照不同之地。諸佛就是如此,可以衍變出許多不同的化身。所有轉世者均能夠依照每一世的本願,影響下一世轉生的時間及地點,而且能保持前世的記憶以辨識身份。

 

我在孩提時代刻就苦學習、接受宗教教育,但我的生活並非只有唸書。曾聽說國外有人相信,歷代達賴喇嘛幾乎全都是布達拉宮的囚徒。雖然,我因為求學的緣故而不能經常外出,但我的家人住在拉薩城與布達拉宮之間,我至少每個月或每隔六星期與家人相見一面。因此,我並非與家庭完全隔離。事實上,我經常見到我的父親,因為我們常一道參加布達拉宮或羅布林卡每日的早茶儀式。父親依然熱衷於馬匹,總愛在吃飯前先餵牠們。現在,他可以用蛋和茶來養馬了,讓牠們變得更加強健。當我住在有馬廄的夏宮時,父親常來看我,我想,他或許會和我的馬打過招呼後,再來看我。

我們到達拉薩一年後,我的姊姊也來了。接著,我的大哥也離開塔爾寺來到拉薩。這樣,我們一家人又團聚了。姊姊到達後不久,我的妹妹出世了。之後,我又有了一個小弟弟,我們都很喜歡他。然而他兩歲時就去世了,我的父母親已經歷了多次的喪子之痛。依照西藏的傳統風俗,舉行葬禮前,必須與喇嘛、占星家,甚至與降神師商議。奇異的是,他們建議父母不要埋葬這個男嬰,而是將遺體保存起來,這樣,他就能在同一間屋子裡轉世。他們在他身上的某個部位塗上牛油,作為辨識記號。不久後,我的母親又生了一個男孩──這也是她生的最後一個孩子,在他身上同一個部位,可以見到牛油的淺淺印記。這就是先前過世男嬰轉世後的新生。

 

儘管我能夠參與所有的家庭事務,但我孩童時期的多數時光,是與成年人一同度過的。孩提時代的我,缺少母親及其他孩子的陪伴,難免有些失落。但即使布達拉宮是我的監牢,它也是座極富魅力的牢獄。布達拉宮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築物之一,即使在裡面住上幾年,也無法明瞭其中的所有秘密。它覆蓋整座山頭,本身就是一座宮城。這座宮城,是一千三百年前藏王松贊干布創建;公元十七世紀,第五世達賴喇嘛又大力擴建。現今所見到中央十三層高樓,就是依照五世達賴喇嘛的指令修築的。當初,樓房蓋到第二層時,他知道自己不久於人世,擔心人們一旦得知他的圓寂,建築工程便會中斷;因此,他讓司倫隱藏這個消息。司倫找到一位面貌酷似五世達賴喇嘛的僧人,成功地將達賴喇嘛已圓寂的消息,隱瞞了十三年之久,直至工程完工。五世達賴喇嘛曾密令將祈請轉世的經文刻於石塊上,並將它嵌於牆壁之中,這塊石板至今尚可在二樓見到。

這座宮城的中央建築物,包括宏偉的大經堂、三十五座雕樑畫棟的佛堂、四間靜室,以及七位達賴喇嘛的靈塔。這些靈塔有些高達三十英尺,鑲嵌著金塊及寶石。

宮殿西側為日後擴建的一百七十五位僧人的居所;東側為政府辦公樓、四所僧官學校以及西藏國會──議會會議廳。我的居室位於辦公樓的頂層,高出拉薩城四百英尺。我有四間房室,最常使用的一間約有二十五平方英尺。這間房的四壁,是描繪第五世達賴喇嘛生平的壁畫,畫中有的人像還不到一英寸高,手工精緻細膩。每當我讀書累了,便坐在那兒,瞧著這幅包圍著我的宏大壁畫所描繪的故事。

布達拉宮除了有辦公大樓、佛寺、學校及居室外,還是座巨大的儲藏室。這座堅若磐石的宮殿裡,收藏著數千卷無價的古經、堆積著歷代藏王的金冠和金製寶劍,有的文物歷史超過了千年。此外,宮中還收藏著中國與蒙古皇帝所贈的貴重禮品、古西藏的盔甲兵器,以及繼任王權後歷任達賴喇嘛的珍寶。圖書館中,保存著西藏歷史、文化及宗教檔案,共計七千巨卷,有些一冊竟達八十英磅。其中部分書冊,是一千年前書寫於印度貝多羅葉上的。還有兩千冊經典,每行均以金、銀、銅、鐵、貝殼、藍寶石及珊瑚等物,研末製成的墨水所書寫。

宮底有無數的儲藏室及倉庫,貯存了供寺院、軍隊及政府官員所需的奶油、茶及布匹等物資。東側則像是「倫敦塔」,專門用以囚禁犯了罪的高階官員,四角是藏軍警戒防禦的角樓。

 

我在這座獨特的環境裡學習,追尋著童年的歡樂。我對機械十分著迷,但沒有人能為我解說這方面的知識。小時候,一些了解我興趣的好心人會送來機械玩具,如汽車、輪船和飛機。但我玩耍不久,就會將它們拆開,瞧瞧裡面如何運行。多數時間,我能將它們再度合攏,當然有時會弄得一團糟。我有一套「麥克樂」,用來拼砌出我很久後才真正見到的起重機及火車。我收過一件老式的手搖啟動電影機,我將它解體後,發現了啟動電燈的電池。這是我第一次接觸電氣裝置,所有部位的構造皆令我迷惑,直到我找出使電影機重新運轉的方法。後來,我試驗裝配手錶,並獲得了成功。我將錶完全分解,研究其中的原理脈絡,當我將它合攏後,依然正常運轉。

每個新年第一天,日出前要在布達拉宮最高的屋頂上,舉行迎新儀式。那時天氣十分寒冷,我並非是唯一期待儀式後早茶會的人。從這一天開始,拉薩城中的宗教活動終年不斷,直至第二年除夕的喇嘛大舞為止。每到春天時節,我與我的經師、隨從及一些政府部門,會由布達拉宮遷往羅布林卡。大家排列成長長的隊伍前進,拉薩人民都引領觀看。布達拉宮的文化及工藝遺產雖令我自豪,但羅布林卡相比起來則更像一個家,所以我還是非常喜歡去那裡。羅布林卡意指珠寶園,它是坐落在美麗花園裡的一系列小型宮殿及廟堂,週邊環繞著高大的圍牆。這是公元十八世紀七世達賴喇嘛所創建的,此後繼任的達賴喇嘛又增築住所,我也建了一座。園內是肥沃的土地,我們在花園裡種植的蔬菜,曾有重達二十磅的蘿蔔和雙臂無法合攏的卷心菜。花園中林立著楊樹、柳樹、紅松,以及各式各樣的鮮花和果樹。果樹的品種有蘋果、梨、核桃、板栗和柿子,此外我們還引進了李子及櫻桃。

我曾在課餘時間,在花果園裡與孔雀和梅花鹿一同散步或奔跑;也曾在湖邊玩耍,有兩回差點兒淹死。我常在湖畔餵魚,每當我的腳步聲響起,魚兒就會興奮地躍出水面。我不知道,布達拉宮的歷史遺物現在會出現什麼變故;當羅布林卡內響起中國士兵的皮靴聲時,我的魚兒倘若也是迫不及待地浮出水面,那麼它們一定會成為他人的盤中佳餚。

羅布林卡內有部老出故障的發電機,因此,我有充足的理由將它拆開。多數時候,我都能將它修好。從這部機器裡,我明白了內燃機的原理,也發現發電機運轉時所產生的磁場。

我曾企圖將這些知識,運用於拉薩僅有的三輛老爺車上。有兩部是1927年出廠的藍色和紅黃混雜的小奧斯汀;另一部是1931年美國製造的橙色大型道奇轎車。它們都是贈給十三世達賴喇嘛的禮物,是經過拆解後翻越喜馬拉雅山脈運抵西藏、在拉薩重新裝配的。自從他涅槃後,這些汽車因為不曾使用而逐漸腐銹。我找到一位在印度受過駕駛訓練的藏族青年,我們兩人終於讓道奇再度啟動,並從另一部車上拆取零件,讓一輛小奧斯汀起死回生。這真是令人激動的時刻!

我對西藏以外的世界充滿好奇,但是,這些好奇心大多得不到滿足。因為我不認識任何到過這些地方的人。我有本地圖冊,我常盯著上面的遙遠國度,想像當地人們的生活情景。我開始自修英語,因為英國是唯一與西藏維持著友好關係的國家。我的經師從印度喀林邦出版的一份藏文報紙上,讀到了我到拉薩那年開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報導,但拉薩極少受到世界大事的影響。我曾受邀與英國人一同攀登珠穆朗瑪峰,但我給予了否定的答覆。因為藏人時常得翻越崇山峻嶺,所以,沒興趣去攀爬看似無謂的險隘高峰。拉薩人有時也會遊山,選座高度適中的山岳,在山頂燒香、念經、野餐,有時我也能享受這種快樂。

總而言之,我的孩提時代,並非是孤獨乏味的。老師們的慈愛,是我永生珍藏的回憶。他們傳授我的宗教知識,永遠帶給我極大的慰藉和指導。而且,他們亦盡力滿足我對其它知識領域健康的好奇心。然而我明白,我是在幾乎沒有任何世界知識的環境中長大;且在這種情形下,年僅十六歲的我,便被要求率領同胞,反擊中共軍隊的侵略。

 

二OO四年由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編定           歡迎留存與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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