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賴喇嘛和他的家人.從左至右:母親傑雍,姐姐次仁卓瑪,大哥達澤仁波且(圖丹諾布),二哥嘉洛敦珠,三哥洛桑桑旦,達賴喇嘛,妹妹久曾班瑪,弟弟阿里仁波且(丹增曲傑).攝於1956年錫金.
達賴喇嘛自傳（連載3）
第三章：心靈的寧靜
在談到西藏淪陷的災難時，我必須講述到西藏國泰民安時人民的生活狀況。
西藏與許多鄰國接讓：東面有中國；北面有蒙古、東土耳其斯坦（新疆）；南部有印度、緬甸、尼泊爾、錫金及不丹。巴基斯坦、阿富汗和蘇俄的地理位置也與西藏接近。我們與其中幾個鄰國，有著數世紀的長久交往；與印度有著上千年的宗教淵源。我們的文字源自於梵文。當佛教從印度傳入西藏之初，西藏尚無文字，因此我們必須發明文字，使宗教書籍能夠保存、閱讀、翻譯。同時，我們與蒙古及中國，亦存在著宗教與政治的交往。在西藏早期的歷史中，也與波斯和東土耳其斯有著往來。因此，現今波斯人與藏人的服裝，尚有相似雷同之處。約二十世紀初，我們與蘇俄有過政治往來，其後與英國交往的時間就更長。
儘管如此，藏人卻保持著獨立的民族特性。我們的體格特徵、語言、文化及風俗習慣，均與所有鄰國迥然不同；在人種上，亦保持著特性、與亞洲地區任何種族沒有血緣關聯。
孤立於世，或許是近代西藏最顯著的特點。拉薩常被外界稱為「禁城」。造成這種與世隔絕的原因有兩方面：
一是西藏自然環境的成因。截止十年前，由印度或尼泊爾邊境出發，到拉薩時仍得耗去兩個月的時間。旅人必須穿越喜馬拉雅山脈高聳入雲的關隘，而這條道路在一年的大部分時間，是被大雪封閉的。我的出生地距拉薩更為遙遠，而該地距離中國海岸線或任何一個港口，也是超過了一千英里之遙；
孤立的意念也因而根植於我們的血脈，這就是原因之二。我們儘量減少核發外國人入藏的通行證，藉此增強自然的封閉狀態。我們曾有過戰爭的經歷，特別是與中國。然而，近代以來，藏人除了安居樂業和生活於自己的宗教文化中之外，已別無他圖了。因而認為與世隔絕，是維持和平的最佳方式。但這項政策是個錯誤，我誠摯地希望，未來西藏能夠敞開大門，歡迎世界各地的來訪者。
西藏被認為是最具有宗教色彩的國度，多數藏人不會把物質生活看得比靈性重要。西藏最名聞遐邇的，就是為數眾多的寺院，儘管尚無確切數據，但出家人數，極可能佔西藏人口的百分之十。這種現象為我們的社會制度帶來了雙重屬性，只有在達賴喇嘛的這種身份下，俗人與僧侶機構才得以合而為一。我有一僧一俗兩位司倫，他們之下的多數辦公機構，亦是依此設立。
噶廈（內閣）通常有四位成員：一位僧官，三位俗官。噶廈之下為兩個獨立機構，即譯倉（秘書處）及則康（財政部），前者處理宗教事務，由四位僧官主掌，直接向達賴喇嘛負責；後者由四位俗官主理，處理國家政務。
其他諸如外交、農業、稅務、郵電、電訊、國防、軍政等政府部門，各由二至三位長官主理。此外尚有兩位大法官，以及設有兩名法官的地方法院。西藏許多省份也分別設有兩位省長。
國會以三種形式召開：其中最小規模的人數約有二十名，幾乎是接連不斷地開會，成員包括「譯倉」和「則康」的八名官員、三大寺代表和其他高階俗官；遇到特殊問題時，該核心會議又可擴大到三十位成員；如果是類似於確認達賴喇嘛化身之類的重大事件，則由四百位來自官方與非官方的人員集會協商。
西藏的社會制度除寺院以外是封建制，財產分配極不均等。因而出現擁有大量土地的貴族與貧窮農牧民的兩極分化。進入貴族階層極為困難，但並非不可能。比如說，一位士兵因勇敢而獲賞勳號及領地，便能晉身為貴族階層，而且所獲賞賜均能世襲。
然而，寺院的僧官晉職卻是民主的。任何社會階層的男孩都可以進入寺院，而他的發展前途，則取決於自身的表現能力。上層喇嘛的轉世，對民主觀念也有一定的影響，因為轉世喇嘛常選擇卑微的家庭，例如十三世達賴喇嘛。因此，那些來自卑微家庭的人，就像是我，可以在宗教界獲得最高的地位。
我極不願意使用過去式敘述，但在中共的侵略及統治之下，沒有人能明瞭西藏的傳統制度，如今到底尚存多少。
寺院曾有自己的工藝僧人，並與外界進行交易。有些僧人擁有大片領地，有的積蓄大量財富。還有些人經營借貸生意，少數人甚至將利息抬高、超出了我限定的額度。但總體而言，他們無法自給自足，多數寺院主要在食品方面仰賴政府的供給，這就是西藏政府在布達拉倉庫或其它地方儲存茶葉、牛油、布匹的原因。這些供給的來源，主要是人民繳交的土地稅及其他稅收。
西藏曾經擁有軍隊，但規模極小，主要職能為是防守國界、阻止未經官方許可的外國人入境。除了拉薩市及市內各寺院自身擁有警力外，這支軍隊也充當其他地區的警察部隊。在拉薩，軍隊還給各種典禮增了添軍事色彩。當我離開宮殿時，他們也是列立道路兩旁。說來，西藏軍隊有段奇特的歷史。大約五十年前，西藏與中國發生糾紛，十三世達賴喇嘛決定短期僱用外國教官培訓部隊、使之現代化。但誰也不曉得該以哪個國家的軍隊為模範，所以，他將三支部隊交由蘇聯人、日本人及英國人訓練，而英國體系被證明是最適當的。因此，整批軍隊又重新以英國模式組訓。英國教官早在三十年前便離開了西藏，但直至一九四九年，這支軍隊在操演時，依然使用英語口令；因為在西藏語言中，還沒有這些專門的軍事用語。西藏軍樂隊演奏的進行曲中，有「遠道去蒂比拉里」、「驪歌」、「天佑我王」等英國名曲。但是我想，應該已經沒有人記得歌詞了。我必須說明的是，西藏軍隊並非顯得落伍、滑稽。只是，這支軍隊從未達到正規的機械化程度，規模小得不足以自身防禦和抵抗侵略。不過，在執行有限的任務上，倒是功效卓著；戰士們也都強健勇猛。
我想，任何對西藏有興趣的人，肯定已讀過不少描繪拉薩人文、生活方面的書籍。許多到過西藏的旅行者，都動筆寫下過他們眼中的這個古老文化。旅人們的描述中展現了豐富的情趣：一年內持續不斷的慶典禮活動；富庶家庭的考究晚宴以及華麗的衣飾；「林卡」環城路上的「朝聖漫步」；昔日最著名的夏季河畔野餐------。旅人筆下的多數活動，我都沒有機會參與。因為，每當我參加典禮時，都會自然而然地成為眾人的注目焦點。所以，旅行者或許能夠比我描繪得更加詳盡。這些典禮的本質及目的，無非是人民向我表達敬仰之情。因此，在布達拉宮舉行的宗教舞蹈、在羅布林卡花園上演的戲劇表演------種種活動，我僅能藏身於紗簾後觀看，如此，才能欣賞到節目、又不被人們發現。在這裡，我想替這些旅人的遊記加注一條總評：西藏人熱愛宗教與世俗的儀式或表演、熱愛儀式或表演中的華美衣飾；西藏人生性開朗、風趣，這也許是最顯著的民族特性了。我不知道我們選擇的笑料是否與西方人相同，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們幾乎永遠可以找到笑柄。西方人把藏人稱作是平和、樂天的民族，只有在極為悲觀和失望的處境下，我們才會喪失幽默感。
拉薩是西藏社會中，最講求生活品味的地方。除了城鎮和寺院外，一般平民的生活條件與其它地區的農民階層相似，所不同的是環境閉塞程度各異。除了步行或騎馬的郵差之外，也別無其他通信方式。由於山區氣候惡劣、土地貧脊，因而居民稀少，生活也單調簡樸。身處偏遠地區的人，許多不曾到過拉薩，甚至連去過拉薩的人都不曾見過；他們年復一年地耕耘土地、養殖家畜，從未聽聞、見識過外面世界所發生的一切變化。我相信，其它貧窮的國度，不論制度如何，都會有這種現象的存在。
我不敢誇耀每一位藏人都是友好和善的，我們當中也有罪犯和劣跡。比如說，我們有很多遊牧人口，雖然絕大部分崇尚和平，但也有人組成強盜集團。因此，鄰近地區的人民不得不武裝自己；經過危險地段也會結伴而行。即使在我出生的西藏東部，人們儘管相當守法，也會把裝配來福槍視作自強男兒的象徵、看得比任何財產都重要，。
然而，宗教意識已遍及西藏，那怕最荒蠻之地、最桀傲之性也無不觸及。你能夠在最貧窮的牧民帳蓬裡，見到佛龕前常年供奉的酥油燈。
在我求學期間，除瞭解西藏的社會制度外，對其他國家的體制和現狀幾乎一無所知。我覺得，西藏人普遍將這種認識侷限看得無足輕重，且從不研究任何政府的政策理論。在我長大後，逐漸意識到這是多麼嚴重的錯誤。西藏社會財富分配的極大差異，顯然不符合佛教教義。若干年後，我掌握了西藏的政治實權，便著手進行了一系列根本的改革。我指定僧俗官員及三大寺代表，成立了一個擁有五十名成員的「改革委員會」和小型的「執行委員會」。工作的重點，在於調研有待改革的事項和推行改革措施的實施，並向上級機構和我作出匯報。
最基本的一項措施，就是對賦稅制度的改革。各地應繳的稅額雖由政府制定，但部分地區的官員卻隨意增加稅額，用以承擔自身的花費及薪資。這種做法是在法律的許可範圍，所以人民在履行政府的稅制外，還必須負擔這些額外的賦稅。我年輕時就感覺到，這種不公的待遇，對少數人卻有極大的誘惑。我同噶廈及改革委員會協商後，作出了這項規定：地方官員必須按規定合理徵稅，稅金一律納入國庫；地方官員薪資由政府支付。這項改革措施出台後，除了那些被觸及利益的官僚外，人人都樂於接受新法。
土地租用制度也需要從根本上加以改革。西藏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大部分農民的土地都是直接向國家租用的。部分農民依照物產比例繳納租金，這就是政府提供給寺院、軍隊及官員費用的主要來源；而部分農民則是以勞力來支付租金，為政府官員或寺院提供無償運輸的差役。十三世達賴喇嘛曾廢除了這項制度，認為這對農民是種個不公平的待遇。他規定了馬、騾、牦牛的使用價格。此後，物價上漲、這種估定的報酬顯然不足，並且還有太多人被授與支派差役的權利。因此，我發布命令：未獲得噶廈的許可，任何人無權得到差役的運輸服務；同時，提高運輸服務的價格。
如果說，西藏農民都是雇農，那確實是一種誤解。實際上，土地國有僅是一個概念罷了，農民可以將土地世襲、轉租、抵押，甚至可以出售土地的使用權。但鮮有農民出售土地，因為他們的首要責任，便是將田地完整地交給下一代。倘若農民履現不了賦稅或勞役，土地就可能被沒收，但這種情形並不多見。農民擁有土地的使用權，繳付政府的份額是土地稅而非地租，因此，西藏的農民並非雇農。
每當時令欠佳，財政部門就會給農民發放信貸。但政府並未強制農民償還貸款或利息，這種虧空累積甚鉅，看來，農民顯然是永遠無法償清了。改革委員會在進行詳實調查後，決定依照三種情況分別對待：本金及累加利息均無力償還的農民，完全免債；年收入不足以繳交利息，卻能夠繳付本金的農民，分期償還本金；因為信貸而變得富有的農民，則需分期償還本金及利息。這項措施，解脫了大部分人的債務負擔，獲得了農民的稱賞。
然而，我們在改革中所面臨的一項迫切議題，就是大規模的私人莊園。這些莊園都是貴族封地，世代相襲。每戶貴族均選派一名男性繼承人，受訓成為政府官員，這便是俗官的選派方式。有些家庭要用莊園的收入向國家繳費和支付選派官員的薪資。在莊園裡為貴族作工的農民，並不受政府的直接控制。莊園主實施的是封建法權，因為一年中大部分時間駐留拉薩任職，便常常指派管家代理莊園事務。
改革委員會與噶廈全面檢討了這些古老的制度。我接受他們的建議，決定由政府支付世襲莊園大部份土地的補償費，使其所有權回歸國家。官員們的薪資由政府現金支付，土地則分配給耕作其上的農民。這樣，所有農民均處在同耕國土的平等基礎之上，而司法和行政權也得到了統一。當然，寺院承襲的大規模莊園也應該進行同類相似的改革，但我們決定先由私有莊園著手。
然而，我們在推行這些改革前，中國已開始對西藏政府發號施令。在沒有得到他們的允許下，我們是無法實施這些深度的改革。但是，不論我們去做怎樣的催促，他們對改革的提案始終不置可否。然而，他們所帶來的共產主義「土改」思想，卻是西藏農民不能接受的。假如我們能推行適當的改革方案，那麼中國人的改革就會更為不暢。隨著災禍的降臨，我們對農民所擬定的改革措施只得暫時放棄。
由此可知，我們社會在遭受失控的危機侵害前，已經脫離了中世紀而向現代社會邁出了第一步。當然，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待於提高，這有許多的工作需要我們去完成；在以後的章節中將要敘及，我和我的政府希望在未來承擔起責任、有所作為。儘管西藏有著惡劣的氣候和許多制度的弊端，但我確信，西藏曾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國家之一。封建制度當然會帶來壓迫；但總體來說，西藏人並非是受壓迫的民族。舊時封建制度所充斥的殘酷、迫害等，在西藏卻極少發生。對於西藏來說，每一個階級或一切人世的變遷，都受到宗教思想的影響與調和，這也是藏人心靈永恆的慰藉與依托。
其他宗教信仰的人常說，相信輪迴、遵從業力法則，會使人逆來順受、心甘情願地接受不平等的命運。這種說法只是對了一半。一個貧窮的藏人很少會嫉恨富有的地主，這是因為他明白每個人都在收穫前世所播下的種子。此外，業力法則也是鼓勵人們努力改善現實生活，鼓勵人們以利他的思想去改善別人生活。利他的佈施行為，使受施者獲益、施與者積累功德，可謂一舉兩得。從這層意義上講，西藏人對現行的社會制度會毫無懷疑地接受。
儘管我們的制度具有封建色彩，但與其它封建制度有所不同。這是因為，數百年來，處於無尚地位的達賴喇嘛，是西藏人民一致推崇的觀世音菩薩轉世化身。人們相信，任何國家的低階官員，尚且具有值得信賴的正義一面、做為申訴的仲裁；而超越國家權力之上的達賴喇嘛，兼具著傳統、教養和宗教的美德，事實上也從未有過不公正的暴君。
因此，我們都感到幸福。欲望會帶來不滿，而幸福則源於平和之心。對大多數藏人而言，生活環境、物質條件雖然艱苦，但他們並未淪為欲望的犧牲品。而且，我們在千山重疊的環境裡、在勤儉樸實的生活中，我們的心靈或許比世上其它城市的人們，更趨於平和、安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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