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中國大陸喊打一片，因為那是“文化大革命”賦予人民斗爭的權力。階級斗爭的思想教育，已經成為人民政治覺悟的基本標準。如此以來，就需要人民用警惕的觸須探測到身邊形形色色的階級敵人。這就是那個時代所要求的戰備常態心理。時世造英雄，長期在斗爭中成長的人們，卻也出現了無數個唐吉柯德式的人物。
西方式的幻想力，再加上東方人固有的慎密和疑慮情態，結果擾得人杯弓蛇影、草木皆兵。階級斗爭引發了人民精神上的過敏、偏執、猜忌。因而，那個時代卻也形成了一種國民性的精神病態——“敵人妄想癥”。出身異己者看似敵人、言論自由者看似敵人、思想中庸者看似敵人……甚至連行為拘謹、相貌卑瑣者也左看右看像是敵人，這就是“敵人妄想癥”的基本癥狀——高度警覺。如果再加上具備一些文化素養和別具慧眼，那麼依這種病態心理所作的推論和判斷，竟也是真知灼見、恰如其分了。那個時代的人們就是生活在這種黑白混淆、是非不辨的烏龍氤氳中。
回顧“文革”，國民那種煞有介事、異想天開的痴顛意識，純粹是執政者編導、誘惑的結果。中共在反省歷史中，也為這段不光彩的的病歷而感到汗顏。然而，自以為治愈的病癥，實質上只是進入了休眠的潛伏期。而今，隨著西藏問題、台灣問題浮出水面，這種病態癥狀也隨之涌發出來——“獨立妄想癥”。可以看出，妄想的對象雖已改頭換面，但病癥的界定卻無二質。
“獨立妄想癥”的表現，就是怎樣看對方都是有獨立的傾向。就象一個偏執的孩子，無論對方作怎樣的解釋，都會捂著耳朵、跺著腳喊﹕“不聽、不聽，反正你就是……。”除此而外，就是疑神疑鬼、幻象疊生，怎麼看你都是先入為見、對號入座。奇怪的是，應該享有自決權益的族群，不會因願望的迫切而陷于病態妄念；戒備獨立傾向的政體，反倒因捕風捉影而羈絆了身心，暴露了“獨立妄想癥”的病態。
1959年3月，達賴喇嘛出亡，這種結局實在是對藏政策的失敗和“民族融和”的破滅。直至1964年初，中共才公開指斥達賴喇嘛為“分裂分子”、“藏獨分子”……。為苟合這一說辭，從此達賴喇嘛的言論、行跡徹頭徹尾被貼上了“獨立”、“分裂”的標簽。生活在流亡逆境的達賴喇嘛，為十幾萬流亡藏人的生計、教育、文化、宗教而自顧不暇，還要以佛教領袖的責任感來關懷世界和平。如果說，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把他這一生的作為都劃拉到“藏獨”圈內，那麼不是妄念又會是什麼？尤其在近幾年來，達賴喇嘛訴諸的觀點又作了強勢傳揚，“放棄獨立、冀求和談”，已幾乎成了路人皆知的“西藏焦點”。即便如此，達賴喇嘛的出訪或國際事務等活動，仍然會被冠予“藏獨”的判定。
猜忌是引發妄想症的基本心理障礙。即使達賴喇嘛的出訪或國際事務等活動多麼單純，也會令人疑雲密布、浮想聯翩；同時，佔了鏡頭、出了風頭，也會讓有心者嫉憤難耐、神經錯亂。看來，若想平息風波，似乎只有銷聲匿跡、隱姓埋名才能慰療那顆凌亂的心。
從台灣方面講，自民選總統以來，台海風波便接踵不斷。台灣已實現了民主，就可以暢所欲言、不平則嗆了。總統來自民間，當然要靠理念和嘴巴來俘獲民心。這種自由空氣當然是無允管束嘴巴的。這樣以來，從李登輝開始的兩屆總統，也僅僅因為無法管束的那張嘴巴而引起對岸軒然大波。豈不知，民主政體下總統不能決定國家的命運、總統的言論也不能代表全民意志，否則就不會有民選的更迭。因此，阿扁在「五‧二0」就職演說的內容，是預先進行了“別有用心”的推敲。他所能做到的，只是以個人的立場來揣度兩岸維持和平現狀後可能出現的民意走向－－統一的架構。無論如何，這也引起了對岸“獨立妄想症”的發作。說來說去，都怪阿扁沒有拍胸部作百分之百的統一表態。
五十多年來，台灣始終是以獨立國體而存在發展的。即便如此，台灣的地理和歷史教科書中，仍然把自身納入中國的區域中；而且，大部份民眾也接受“一個中國”的主張。假若因各別人的高談闊論而引發台海風雲，讓數百枚災難的彈頭指向“台灣同胞”，那麼這種“獨立妄想症”的確已到了瘋癲失控的狀態了。
無獨有偶的是，被冠予“藏獨”稱謂的達賴喇嘛，與阿扁握手會晤的瞬間，市面上又冒出一個“藏獨與台獨合流”的新術語。這個術語的締創，就是想把敵手合併成唐吉柯德眼中的風車一般強大，激憤自己好鬥的勇氣。事實上，一個流亡社會，自身的負荷已沉重不堪，而台獨本身已在國際的壓制下弱不經風。如果把這不相協的二者生拉硬拼地“合流”，然後對付這個假想的陣容，這完全就是和自己的幻覺、心智在戰鬥。
不過，說起這種神經錯亂，自古就有著歷史的淵源。因為有了過度的戒備、警覺、猜忌，才會升起妄念、引發病態心理，由此羅織的罪名，經由專制者的金口玉言，自然就演義成了“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這句箴言。如此看來，一個政體或執政者墜入這種癲狂，也是封建專制遺下的根症。自古以來，封建帝王的各種妄想症著實砍了不少人頭；而今，“獨立妄想症”卻波及廣大，真不知最後會鬧出什麼亂子！。
200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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