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政府議會廳
如果想競選，你得向別人推銷自己：「我是最好的！」扯破喉嚨也要這麼喊下去。可對流亡藏人來說就勉為其難，因為傳統的謙卑觀念總在提醒自己：「我是不足道的！」即使有明爭暗鬥的人性使然，但表面上的謙和、遜讓……是萬萬不可免除的。結果，在民主體制一錘定音下，這些候選人被推上檯面時又該如何從謙恭、含蓄的性格轉向袒露或鋒芒畢露，應對民主政治的生態？隨遇而安、不願意對政治人物說三道四的民眾，又如何能打破陳腐，用選票來表達真實的願望和評斷？
流亡藏人似乎並不在意民主
或許是宗教信仰所致，藏人的宿命觀根深蒂固。即使有人手把手地教他們行使民主，給每個人政治上的平等與競爭權利，可人們仍然希望將自己看得像路邊石頭一樣平俗、安份，羞慚於在這種張揚中拋頭露面。更何況，離鄉背井的流亡處境該有著多大的變數？
達賴喇嘛的民主政治構想自流亡前夕就已開始醞釀，所以流亡後借鑒西方民主思想——尤其是籍此機緣而能在印度這個亞洲最早實現民主的國家裡得以薰習，所以自上而下推行民主，很快就在一九六三年出台了西藏民主《憲法草案》。可憲法的表述對民眾來講是眼高手低、超出了領悟的範疇，甚至在涉及到議會議員（人民代表）對達賴喇嘛具有權利制約的問題上引來紛擾，人們用丟擲的石頭教訓了流亡政府。
一九七○年代，達賴喇嘛以自詡「半個共產主義者」的理念，在當地催生出「共產黨」，目的是為了形成一個政黨競爭的民主機制，可這份苦詣仍然在民意乏乏中付之東流，至今也未形成多黨制的格局。
二○○○年首開直選噶倫赤巴（總理），而預選中桑東仁波切是以超過80%的得票率首當其衝，面對如此深望的高階喇嘛，那些被民眾推舉出的其他候選人不負心理壓力而自願繳械，紛紛退局。瀕臨正式選舉時，竟然達不到須有兩人以上競選的空窗情勢，好在選舉事務委員會捧著哈達請出了前噶倫赤巴久青土登出來陪選，才沒有讓這件首開先河的民主躍進因不符法定而流產。
此外，從前兩屆噶倫赤巴和議會議員同步選舉出的結果可以看出：桑東仁波切毫無置辯地輕鬆獲選、連任，議員的名單裡也基本都是德高望重的老面孔……。這說明選民的擇才標準仍然停留在「尊卑貴賤」或是「名門望族」的傳統倫理模式中。如果桑東仁波切非受制於連任兩屆的法定所限而出馬，或許此屆噶倫赤巴選舉也不會有如此這般群雄逐鹿的熱烈態勢；如果老牌的資深議員不主動退出競選，下一屆（第十五屆）議會中也難能有更多的新面孔遞身進階。
民主政治也有文化特色
流亡西藏實現民主體制雖然已近半個世紀，可囿於傳統道德觀念所致，無論是選民或是競選人，總能看出那種差強人意的折衷和羞澀度。雖然在《流亡藏人選舉法》中允許個人登記參選，但還沒有人敢做這種「毛遂自薦」式的觀念突破；此外，政黨或民間組織也未有能力形成選舉代言人。
即便如此，普選中遍布民間的選票卻能夠地毯式搜索，讓候選人層出不窮。初選中產生了民意票選的排名，然後再經過選舉事務委員會對獲得提名者進行參選意願的徵詢，最後才按名次編列出不超過六名的噶倫赤巴、六十名議會議員（衛、康、安三區各二十名）的候選人名單。
從初選和正式選舉的兩部曲過程中可以看出，流亡藏人的民主選舉富含著「有饋贈才有接受」的性格面；此外，沒有政黨色彩，沒有砸金錢的選舉造勢，海外各國藏人都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這次以最高票當選為噶倫赤巴候選人的洛桑森格，年僅四十三歲，平民出身，旅居美國且具有哈佛大學法學博士學位，冠有「藏人歐巴馬」的聲譽……。種種跡象顯示，半個世紀以來，西藏民主似乎已擺脫了那種照貓畫虎的表象民主，在傳統思維的模式中，調合形成了一種具有自身文化特色的民主，而且也開始顯露出成熟與智見。
印度藏人通常將一九八○年代以後流亡出來的人稱為「森覺」——新來的，而這些新人裡面許多都經歷過藏漢文化的洗禮、接受過共產黨的教育、親聞過一黨獨大的專制體系——並且其中不乏遭受迫害者，他們都有著叛逆和自我檢省的意識，所以他們也對選舉注入了一種新思維：不給喇嘛投票、不給新舊貴族投票、不給曾任選而無建樹的人投票……。新人根基薄弱，尚未脫離邊緣人的處境，而此次議會初選中，新人格桑堅參能以康區創歷史性的最高票入選，這代表著新人開始躋身政壇、流亡民間新舊觀念裂痕開始走向彌合的趨勢。
能堅持到最後的人才會笑得出來
新人與當地流亡社會還有著觀念和文化的差異，再加上沒有經濟基礎、缺乏生存保障，所以要經過這種邊緣生活的調適是非常艱困不易的，到頭來大部分人還是「奈何花落流水去」，撐著不挪窩的人看著也令人感沛之極而生出一種「頭殼壞掉」的錯覺。可我旅居台灣後，每次回到印度，格桑堅參仍然會對我說：「我覺得你還是不要走，留在這裡好！」這個一米八幾的康巴漢子，難道站著說話不嫌腰疼？或許，在他眼裡面我這個自以為解脫的人，跑台灣去才是「腦殼壞掉」吧！
現任議會議員-格桑堅贊
可以看出，我和格桑堅贊之間存在著不同的知見，我是屬於那種識時務者的世俗心態，而他似乎是屬於不退轉信念、不入流的孤芳自賞者。有一次，我們坐在飯館裡喝茶，他說看我眉頭不展，去台灣後反而心情變得不如從前，「哪像我，在這個鬼地方卻還過得比你開心吶，哈哈哈……」我們雖然是談笑，可這才揭示了問題的根本，也使我明白：能堅持到最後的人才會笑得出來。
從最初格桑堅贊所走的這條路子看，實在看不出他是最後能笑得出的人。他在家鄉時曾是州委統戰部幹部，捧著國家的鐵飯碗，一九九九年流亡印度後，雖然被藏政府安置到研究機構工作，可做到頭來仍然屬於臨時工。五年前他還在這份臨時工的崗位上默默掙扎時，與他同時期進駐的新人同事們，不堪於這種無享善終的「臨時工」和低薪待遇，紛紛移居海外或另謀高就。此際，他卻被康區選民們亂點鴛鴦譜般不期掛到了十四屆議會初選名單的車尾，這意味著他若正式進入參選，必須辭去這份他所珍愛的西藏問題研究工作，這算是他人生出路的最大困惑。辭去工作去參選的話，風險兩頭擔，即使目前這份工作看似沒有前途，但也是他人生和事業的起步、是新人眼中「政府職員」的肥缺。而在外人來看，即使他獲選了議員，當時那種待遇也不過就是每月不足一千盧比的象徵性給付。面臨這種境遇，像他這種拖家帶口的新人，你說他能笑得出來嗎？
可他骨子裡就是個敢冒風險、敢去嘗試的人，就這樣孤注一擲，以一個可塑性極低的新人身份，硬生生掛上了入選的車尾，坐穩了五年的議員任期。他堅持到了最後，才有了他首戰告捷的第一笑。
由於各種因素使然，來到印度的新人總是像流水一樣地更迭不休，給人留下一種屁股坐不住的感覺。那麼對新人的這種觀感放在議會的殿堂上，會不會讓格桑堅贊的政治生涯也面臨曇花一現呢？可是，從去年十月三日第十五屆議會初選結果來看，格桑堅贊竟然躍居第一，達到了有史以來康區票選最高的記錄。現在，他大可以自身的優勢向人證明：新人已是流亡社會的主流，不應該再妄自菲薄、自感屈居於流亡社會的邊緣。看來，只要努力和付出，堅持到最後，菩薩總會對你拈花微笑的。
今年三月二十日，就要打響十五屆議會的正式選戰，看他春風滿面的樣子，果真是屬於找到自己坐標與航程而從此一帆風順的人。如果每個人也像他這樣有了目標和航向，即使住在「鬼地方」也依然快樂；反之，住在好地方還快樂不起來的話，那可真是活見鬼了。
我流亡到這裡就是為了工作
來到印度的藏人都有許許多多出亡的理由，但還沒有人為的是想到這裡要一份工作。格桑堅贊剛到難民接待站時，就大剌剌地告訴工作人員他來這的目的就是為了工作。這讓人聽起來還真有點匪夷所思：你丟掉家鄉的鐵飯碗，卻來這裡想端起別人搶也搶不到手的泥飯碗，做夢嗎你？
可他這種另類想法完全是出於一種民族情感，「我越是在中共政府體制裡消耗，越是覺得對自己民族的負疚感更加深重……」他說：「我無法為民族承擔起絲毫的責任，只能隨波逐流，在這個龐大的貪腐體制裡追求享樂、磨蝕意志……我想，只有選擇出亡，為自己的理想而工作，才是拯救自己、為民族利益作奉獻的唯一出路。」
所幸的是，他總算用自己精湛的藏漢雙語專才，鍥入了一個全新的人生與事業里程。與此同步進行的是他結婚成家、生兒育女，以每月四千盧比的微薄薪水和一間小屋來維持一家五口人的生計。這些都讓他甘之如飴，因為那種精神的富足感會彌補物質方面的缺失，這是所有新人共同的感受和體驗。
然而，當人們若真等到飢餓的時候，用理想畫出的這張大餅總不能拿來當飯吃吧？格桑堅贊沒少過為了窘境的家庭生活而愁眉不展、拌嘴饒舌，家裡有三張嗷嗷待哺的嘴巴和操持家計的主婦，不像他單身時期那樣哼哼小調、沽一杯小酒就可以瀟灑人生。此際，他因在研究領域的卓著表現漸受外界矚目，獲得議員候選人的提名，他揣著這份抉擇的忐忑向桑東仁波切表明心跡，希望在現有的工作領域裡給予相應的保障，讓他別無旁騖地放棄競選議員。這即使沒有其他充足的理由，也是為著自己的老婆孩子吧？可物化的體制是很難苟同個人的意願和情感，這樣一來，他只好背水一戰去拼選舉。他是去拼理想、拼前途，還是去拼生存的保障？那種複雜的心境實在說不清楚。
目前議會常務議員的辦公條件是四人一間辦公室，一般議員每月只有兩千多盧比的象徵性補貼。
我記得他在五年前當選議員後，還在國外同鄉的邀請下有機會跑了一趟瑞士，去時大包小包帶了許多的貨物，打算藉機在那裡擺個地攤很撈一把。結果黃天不負有心人，售罄了帶去的所有貨物，賺到的錢不僅抵了飛機票，還獲得了不少補貼家計的盈餘。你說，世上還會再有這種一介貧窮百姓議員嗎？
問他是否滿意目前的處境，他卻覺得自己更留戀以往的那份工作，「雖然我自己還未放棄對藏中政治文化的研究，但因為受到議會常務工作的羈絆，用的時間少了，出的成果也少了。」他向我做這樣表述，顯露出些許的遺憾。
選舉——牽引著懷鄉的情愫
新人和最早流亡過來的老一輩，他們對故鄉的情感是有著血肉般的維繫。這種親情，對於海外出生的藏人來講，是從言傳身教和書本中培養而出，怎麼說來都不如這些有過故鄉生活記憶的人更加真切。所以說，最終想回鄉的人，鐵定都是隨達賴喇嘛出亡的老一輩和我們這些新人。從這層意義上講，參與競選的新人是否又有一種特殊的思考面？
我問格桑堅贊：「你出來這麼多年，還會想家嗎？」其實這個問題在他面前卻也天真到了荒誕的地步，沒別的，我只是想老調重彈，讓我們共同浮現出那種充滿感懷的鄉愁，這就像是老酒一樣，總要喝喝、總要醉醉。
「唉，我現在在這條道上走下去，還真有那種為故鄉代言的責任，我們每一個競選人的身後，都有著三區的土地和人民……」我看他的雙眸裡流露出那份惆悵和感傷，已被鄉愁這杯老酒給醺醉。
身在家鄉時還無法感知到那片土壤的溫存和嫵媚、無法體會到她給你帶來的安寧與祥和……，漂泊四海後那種心靈的失落和摧殘才得以在懷鄉的一刻找到慰籍。我們即使被命運驅使而四海散佈，但落葉還是要歸根的。隨同達賴喇嘛出亡的老一輩都已年高體弱，能見到回鄉的時日並不長久……每每觸到傷心處，達賴喇嘛和這些老一輩難友們，不論在任何場合、任何時刻，都會姍姍落淚。他們出來時也像我們一樣年輕，可轉瞬間就已回鄉無望，難道我們也會重蹈老一輩的覆轍？
每當想到這裡，格桑堅贊就把選舉和政治前途看得像生命一樣珍貴，「我要好好利用這種機會傾盡一個議員的責任，如果因為我的努力而縮短了一段回鄉的距離，那我也死而無憾！」他也心懷急切地表示，希望當選下屆議員後不再從事議會的常務工作，能夠潛心研究，為解決西藏問題而建構出更有幫助的提案和思考模式。
流亡藏人的選舉並不是在海外重建一個烏托邦，他們的命運、思考和情感，始終和故鄉的那片土地緊緊地相連，所以即使他們在海外重建了一個烏托邦，那也是為全藏區建立的烏托邦、為流亡藏人重返故鄉建立的烏托邦。
藏人投票的取捨在於自身最關切的問題
格桑堅贊做為新人，這麼快就能在流亡社會裡聚起聲望，並且能夠進入到這種略顯愚頑的政治決策層中，除了他自身具備那種謙遜和勤勉的品格外，一定還有什麼秘密武器吧？他說：「沒有別的，從我本身性格上來講，反而是屬於那種不擅長演講和遊說的人，我之所以能高票獲選，也在於我對中藏政治文化領域的研究關係到流亡藏人的切身利益。」
海外藏人最關切的問題就是文化與生存，還有就是西藏未來的前途。格桑堅贊以個人的專才熟諳於藏漢文化的跨度，隨時掌握和分析藏漢政治問題的最新動態和發展……。人們希望與中國政府協商，早日解決西藏問題，結束藏人流亡的命運，所以在他身上寄予了厚望。
這次預選中爆出了兩個熱點，十五萬流亡藏人中年滿十八歲具有投票權的人口在八萬九千多，而登記投票的人數接近八萬，投票率也近90%，此外高票集中在專業人才身上。所以，他希望這次連任後，在議會職能中仍然扮演且加強這種專業的角色。
流亡社會多年形成的政治文化生態與新人之間仍然存在著矛盾，這是不可否認的。對於這一點，格桑堅贊也認為自己從政以來曾有過孤單的歷程，但經過一段時期的磨合，社會與政府各方對他的誤解和嫌隙都消弭了。新人融入這個社會，都需要經歷一段磨合，只要有溝通、有交流，這個民主社會的包容性一樣會把你推向政壇的頂峰。
已接近三月二十日正式投票的大選期，全球都拭目以待，看看這些衝出的黑馬如何去引領流亡藏人走向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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