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網路圖片）6月6日，深圳美律電子廠（台資）近二千名員工高舉“減工時，加工資，勞動法何在”等標語，上街遊行抗議
外資企業在中國設廠，不僅帶動了當地的經濟、為中國出口貿易贏得了雄厚的外匯儲備，而且也在民營企業制定薪資標準面向成為理想的參照標的。二○○四年中國政府出台《最低工資規定》，這對國營企業和行政事業單位來講，在享有國家經費的挹注和預算的保障下，自然能夠承擔有為；可對一向追求商品低廉價位的外資和中資民營企業來講，就顯得力不從心了。二○○八年的國際金融海嘯危機，更讓企業生存雪上加霜，對付諸落實政府的決策鞭長莫及。
自沿海經濟中心珠江三角地區的本田工廠罷工後，情勢也迅即延燒到了內陸地區的西安和江西，讓日資「兄弟工業」和台資「思麥博」措手不及……。可以看出，越來越多以罷工訴求調漲薪資的聲浪必將席捲全國，而且，這類罷工對象也一律指向了外資。人們不僅要問，為什麼外資待遇在低薪的中國市場座次尚優，卻成為罷工潮中開鍘問斬的首選呢？
中國GDP的高速成長，也可以說是以犧牲勞工利益下的低廉人力換來的。若將這種不符經濟發展的薪資倒掛模式轉型成合理的工薪比例，就必須給國家和企業留下一個轉型的時空餘地，否則突如其來的全面調薪會在全球範圍引起連鎖反應，上揚的價格也會使原本缺乏商品附加值優勢的中國產品競爭力盡失，回過頭來，損及的還是國家、企業和勞工的三方利益。
自今年首季中國景氣復甦後，各地官方紛紛調漲當地最低薪資標準，全國調漲幅度最低12%，而最高達到了28%。尚且不論全球範圍內中國經濟狀況是否一枝獨秀，僅從國際經濟大勢來看，這種表達親民的一種近乎攀比的調漲，完全是一種逆勢而做。中國外資和民營企業即使在今年已走出了困谷，但步履尚在蹣跚之中就已被這種調漲的風向所圍困，而成為罷工風波的標靶。
政府的調漲為罷工理由和訴求提供了依據，十年前尚在窮困邊緣掙扎的中國勞工已忘卻了飲水思源，憑藉排外的傾向，繞過了大大小小的血汗工廠，而對各方條件相比尚好的外資企業開鍘問鼎。外資對勞工的薪資與十年前相比平均調幅已超過了150%，至今仍然沒有停止漸漲的趨向。漲幅多大才能不傷企業元氣、不失競爭優勢、合理兼顧勞資利益？中國政府應該以責任心而科學度量，否則提出那種為眷顧政治體制利益而量體裁衣的漲幅比例和「最低工資」，對以市場機制存活的外資企業來講無疑是過河拆橋。
這波罷工潮必將持續擴散，快速告別低廉勞力的市場會使投資的外商望而卻步，也會使生根開花的外資為迴避風險設法引身而退。在這種突變下，外資對中國改革開放的使命或許就像告別低廉勞力市場那般完結了，對於日益壯大和完備的中國本土經濟體來講，外資的作用顯得不再那麼重要了。
周加才讓
201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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